宋庆龄遗嘱

位于上海宋庆龄故居陈列馆内，那块镌刻着宋庆龄致邓广殷遗嘱的牌匾，正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多数游客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更遑论知晓这份遗嘱曾深藏瑞士银行保险箱之中，其背后故事究竟如何。

在遗言中，宋庆龄将北京与上海两座住宅内所有藏书，作为回馈，无偿赠予邓广殷。在这位伟人所有的私人财产中，这部分藏书无疑是最为宝贵、价值连城的。宋庆龄一生热爱阅读，众多友人赠书予她，她也乐此不疲地收藏各类书籍。这些藏书伴随宋庆龄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其中不少中外经典已难得一见，成为绝版。仅在上海故居，藏书便高达4900余册，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文学、教育、宗教、科技等十二大门类。这些书籍不仅包括中文，还有英文、法文、日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朝鲜文、拉丁文等十七种语言。其中，诸多书籍出版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早的文献可追溯至1811年，为一部英文版的《弗罗丽达的故事》。

邓广殷究竟有何身份？为何宋庆龄会慷慨地将自己珍藏的书籍尽数赠予他？

邓文钊一家的全家福映入眼帘，前排是邓文钊及其爱妻，而后排则分别是邓广殷及其配偶。

01、获赠藏书非偶然

邓广殷，出身于世家望族，现任香港邓崇光置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曾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并担任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此外，他还是我国著名慈善家、中国福利会创始人之一、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邓文钊的儿子。

邓家与廖家同宗共祖。邓广殷的母亲，何捷书女士，乃何香凝女士的亲侄女。邓文钊先生在早年求学时期，便与避难于香港的廖梦醒、廖承志姐弟有过一段共处时光。他对这对年龄相仿、经历丰富且充满传奇色彩的姐弟深怀敬意，尤其对表兄廖承志，更是敬仰备至，言听计从。父亲一直以此人为楷模，教导他效仿廖承志的为人处世之道。甚至在学习上，他也立志要踏入廖承志曾经就读的母校。

1938年，廖承志于香港创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时常邀请友人至邓文钊的寓所举行聚会，筹划建立一个机构，以便源源不断地向抗日根据地的延安输送物资与医疗援助。彼时，邓文钊已完成剑桥大学学业，并担任华比银行的经理一职。他满腔热血，满怀爱国情怀，主动协助廖承志在香港展开各项工作。

廖承志就将邓文钊作为可靠的同志推荐给宋庆龄，并在宋庆龄领导下一起创办保卫中国同盟（即今天的中国福利会）。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邓文钊任中央委员兼司库，从此成为宋庆龄至亲的朋友。为了支持宋庆龄的事业，他倾其所有，还提供自家客厅与游泳棚作为宋庆龄接待重要宾客的场所。为保盟解决车辆和交通运输等问题，还腾出自家2个大仓库给保盟使用，专门堆放准备向抗日根据地转运的救援物资。海外大宗捐款和救援物资全部由他亲自接收并转往抗日后方和延安。他利用富商的身份，出面为中国共产党主办了《华商报》。新中国成立后，邓文钊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副省长，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文革中遭受迫害，于1971年1月去世。

邓家与宋庆龄的交情亦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物资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与药品。邓家父子通过香港的途径，不断为宋庆龄提供所需物资。宋庆龄屡次表达出无法以言语回报的感激之情，她赞誉邓家父子依旧肩负着“司库”的重任。

宋庆龄生前视邓广殷如己出，自1971年起便开始给他写信。在这段跨越十年的时光里，即从1971年至1980年，宋庆龄共致信邓广殷189封。在这些信件中，她总是以充满亲昵的称呼“BB”来称谓他。

1974年，邓广殷（位于右侧，第一位）与宋庆龄同框合影。

02、遗嘱存瑞士银

1975年2月，邓广殷收到宋庆龄于1975年2月18日从北京寄来的一封短信。全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广殷：

据最新通知，本月底前，北京地区将可能发生一次约6级左右的地震。你可以想见，这样的消息让每个人都感到异常紧张。一些上海的朋友敦促我返回上海家中，但考虑到此举可能会加剧当地民众的恐慌情绪，我决定留在此处，无论未来将面临何种状况。

我已拟定完毕遗嘱，此外，我还想另附一纸，请您代为妥善保管。

我从勤勤（邓广殷之女邓勤——作者注）处得知，她已顺利通过考试，内心喜悦不已。我计划在期中考试期间，前往苏黎士一游。

愿您及家人身体安康，愿您的哮喘已得妥善治疗，恢复健康。

问候你全家。

诚挚的伯婆

从信中可知，宋庆龄面临地震来袭，为了不引起人民的更大恐慌，决定留在北京，并做了最坏的打算，妥善安排后事。宋庆龄说已经写好了遗嘱，但是想单独写一张由邓广殷保管。信中附了一份专门为邓广殷而写的遗嘱，用的是英文。但其中两处特别使用了括弧，里面注上中文。这两处是：（遗嘱）和（邓广殷同志）。遗嘱内容如下：

“本遗嘱订立于1975年2月18日。若不幸遭遇意外，我决定将位于北京及上海淮海路1843号住所的藏书全部捐赠予恩斯特·邓，以示对他所给予我所有善意的深切回报。此致，宋庆龄。”

在邓广殷收到宋庆龄女士所寄的遗嘱之时，他深感事态之重大，遂决定对此严守秘密，并予以妥善保管。恰逢其女邓勤正在瑞士洛桑的旅游管理学院深造，而他正计划前往那里进行探望。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上这份遗嘱，直赴瑞士，将其谨慎地存放在当地银行的保险柜之中。

03、藏书全捐国家

据当年中共中央在宋庆龄逝世后批准成立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八人临时小组唯一健在的成员李家炽先生回忆，在1981年6月，邓颖超同志起草的《执行宋庆龄同志遗嘱的办法（草案）》第五条中明确规定：邓广殷已作出明确声明，拒绝接受所赠书籍，并将由公家进行妥善处理。

这是怎么回事？

1981年5月，邓广殷接到香港分社新华社的紧急通知，并获得了前往北京的机票。他迅速启程，抵达北京后得知宋庆龄病情危急。作为香港唯一被邀请的亲信，邓广殷一直陪伴在宋庆龄身边。他每日前往探望，直至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守灵和悼念仪式。宋庆龄生前曾叮嘱他不要泄露遗嘱内容，因此，直至追悼会结束，他未曾提及遗嘱，直至国外亲友陆续离开，他也准备返回香港。然而，廖承志劝他暂留，并邀请他常至家中品茗谈心。直到邓广殷的母亲焦急询问为何不让儿子返回香港，并写信至北京请求接他回京。于是，廖承志在一次私密会面中，将邓广殷唤至家中，关上门，询问他是否知晓宋庆龄的遗嘱。

显而易见，廖承志未曾目睹宋庆龄亲笔致邓广殷的遗嘱全文。他所能看到的，仅为宋庆龄留存的一份副本，其中包含了她关于自己遗产处理的若干意见。邓广殷对此回应，确有遗嘱，但并未随身携带，亦无意公开展示。

廖承志问邓广殷有何打算？

邓广殷事前未有任何心理准备，随口提议道：“不如捐赠给国家吧？”

廖承志随即回应：“行，请你将此意详细记录，并撰写一份捐赠报告。”

邓广殷坦言自己笔耕不辍的能力有限，对于格式编排亦感力不从心，遂恳请廖承志鼎力相助，代为执笔。

廖承志动作迅速，即刻抓起笔和纸，现场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初稿。他随即要求邓广殷效仿其笔迹，即刻誊写一份，并在其上签字。

廖承志迅速将邓广殷所签署的捐赠文件收好，随即告知邓广殷，他可以返回香港了。

我向邓先生咨询，是否需要保留一份草稿或者捐赠报告？

他坦言，当时一切发生得过于迅速，自己头脑昏沉，并未深思，只是模糊记得草稿、捐赠报告等文件均已被廖承志取走，一无所剩。他的直觉告诉他，鉴于宋庆龄在京城与申城的众多藏书，他无法将它们带走或带回香港家中，捐献给国家无疑是处理此事的最佳方式。时至今日，他依旧不认为捐赠宋庆龄所赠之书有何值得夸耀之处，也未曾向国家及相关部门提出任何诉求，事实上，他甚至未曾目睹过宋庆龄赠予他的所有书籍。而这场捐赠仪式，是在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康克清的主动提议下举行的，她坚决主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一庄严的活动。康克清女士认为，若不如此，对邓广殷来说实属不公。

宋庆龄藏书

谈及邓先生当年收到宋庆龄亲笔遗嘱时的感受，他充满敬意地称宋庆龄为一位伟大的尊敬者。回忆1975年收到宋庆龄的遗嘱信，邓先生既感紧张又深受感动，内心深受触动。这并非因藏书之赠，而是因为宋庆龄在面临危难之际，展现出的镇定自若、勇敢无畏，以及始终与人民百姓同呼吸、共命运的崇高精神，在关键时刻凸显了人格力量。当大地震逼近之际，宋庆龄选择了与人民并肩作战。她明知危险，却临危不惧，从容安排后事，彰显了她将人民和国家利益置于首位的宽广胸怀，以及她冷静果断的意志力。邓广殷对这一行为深感钦佩，难以忘怀。他提到，在关键时刻，宋庆龄所展现的正是她一生秉持的伟大人格的高尚品质。

至于宋庆龄留给他那份遗嘱，邓广殷深感其中蕴含着宋庆龄对他的深厚情谊以及她一贯秉持的品格——始终铭记他人给予的援助，并真挚地向那些曾给予她帮助、为她付出哪怕微不足道的辛劳的人，表达出自内心的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