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春梦

在果阿、达曼和第乌被俘的葡萄牙士兵最初被囚禁在自己的兵营里，1962年1月转移到了果阿中部庞达镇的战俘营中。总督和高级军官则被关押在达伽马镇的一处小战俘营中、由印军严密看守。庞达战俘营的葡萄牙士兵经常遭到虐待和打骂，被迫睡在水泥地上，伙食也很糟糕。直到葡萄牙总理萨拉查博士下令拘禁葡属莫桑比克的1200名印度人，这些战俘的待遇才有所改善。1962年5月，印度释放了第一批葡萄牙战俘，他们乘坐一架法国飞机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然后搭乘三艘葡萄牙船回国。

运送葡萄牙战俘回国的船只一驶入里斯本西边的特茹河口，葡萄牙宪兵就登船宣布这些归国战俘处于隔离状态，禁止他们与家人接触。战俘中的军官受到葡萄牙陆军军事检察院的起诉，指控他们违反了不得向印度投降的命令。

1963年3月22日，葡萄牙军事法院作出判决，葡属印度总督瓦萨罗-席尔瓦少将、驻印葡军司令和参谋长、“阿尔布开克”号舰长、6名少校、1名少尉和1名军士被判犯有“懦弱罪”，受到剥夺军职的处罚。另有4名上尉、4名中尉和1名少尉被判处6个月的监禁。瓦萨罗-席尔瓦总督还受到了额外的侮辱:萨拉查总理让人给他送去一颗氰化物胶囊，暗示其自杀。瓦萨罗-席尔瓦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根据教义拒绝自杀，于是萨拉查将他放逐到海外。瓦萨罗·席尔瓦流亡到巴西，直到1974年葡萄牙军人政变后才回国。

12 月18日，当印度军队还在果阿边境上同葡萄牙守军战斗的时候，葡萄牙驻联合国代表就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印度入侵果阿、达曼和第乌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谴责了印度的武力行动，并且提出一份动议，要求印度停火并撤军，通过谈判解决葡属印度争端。这个议案得到了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支持，但被苏联用否决权否决。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尽管果阿危机为时数年，但葡萄牙当局却始终不向葡印地区派去大量兵力，以至于印度能够将其轻易夺取。这也许是一种壁虎断尾的策略，通过牺牲果阿来换取北约组织和西方国家的同情，并使其支持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战争。

在印度出兵之后，葡萄牙政府断绝了和印度的所有外交关系，并向果阿、达曼、第乌三地的居民提供了葡萄牙公民权，并帮助愿意离开三地的印度人移居葡萄牙。葡萄牙当局还对直接指挥出兵行动的指挥官萨加特·辛格准将发出了10万美元的悬赏通缉令。

1961年里斯本的圣诞节是在一片哀悼气氛中度过的，所有的剧院和电影院全部歇业，上万名市民自发聚集起来，在里斯本的大街上静默地列队游行，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遗骸从里斯本市政厅护送到大教堂。美国大使馆新闻处橱窗里的耶稣诞生马槽布景(这是法、意、西、葡等天主教国家的圣诞习俗，有别于英美德和北欧国家布置圣诞树的习俗--后者来自古日耳曼人在冬至日围绕枞树庆祝的传统)也用一块黑纱遮挡了起来。

为了对占领果阿的军事行动表示抗议，美国取消了1962年对印援助。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也不失时机地对美国提出了增加军事援助的要求。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印度出兵行动表示了支持和祝贺。但由于当时印度在中印边界谈判上采取了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立场，因此中国政府虽然没有谴责印度出兵的行动，但也没有对其表示支持，只是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失去葡属印度后，葡萄牙在非洲还有大片的殖民地，但很快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殖民地战争。1970年萨拉查去世后，他的接班人马尔塞罗·卡塔诺继续坚持萨拉查的政策，拒绝撤出非洲。长久的战争和庞大的军费令葡萄牙独裁政权失去了许多葡萄牙人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的支持。这些军官组成了左翼的“武装部队运动”，于1974年4月25日凌晨在里斯本发动了政变。“武装部队运动”成员占领了里斯本军区司令部、葡萄牙国家电视台和电视信号发射塔、两座电台、阿尔梅达炮台、里斯本机场和国家保安警察总部。卡塔诺政权的部长们在睡梦中被破门而入的军人逮捕，押送到一处兵营集中关押。卡塔诺总理也被左翼军人逮捕，签署了辞职书，随后被一架军用飞机押送到大西洋中的葡属马德拉群岛软禁，不久之后流亡巴西并死在那里。

许多葡萄牙平民自发参与了这次政变，并且向左翼军人们赠送康乃馨鲜花，以至于4月25日的这次政变以“康乃馨革命”之名流传后世。此后葡萄牙经过了两年的社会转型和混乱时期(在葡萄牙被称为“革命过渡期”)，最终建立了自由民主化的民选政府。此后葡萄牙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并主动撤出安哥拉、卡宾达、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群岛等葡属殖民地。这些地区随即相继宣布独立。但是不久之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亲苏、亲华和亲西方政治派别之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导致100多万名葡裔居民逃回葡萄牙。

在亚洲殖民地问题上，葡萄牙新政权在“康乃馨革命”后制订的民主宪法中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国领土”，并且承认东帝汶的独立。但东帝汶在1975年独立之后不久便被印度尼西亚出兵吞并。印尼总统苏哈托援引印度出兵果阿的先例，宣称吞并东帝汶是“解放”那里的人民。但东帝汶人深受葡萄牙天主教文化影响，并且深受“康乃馨革命”带来的左翼思想影响，对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施行权贵资本主义腐败统治的印尼苏哈托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从而爆发了长达24年的东帝汶独立战争。

葡萄牙新政权还承认了达荷美共和国对圣约翰堡的吞并，以及印度对果阿、达曼、第乌、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的吞并，承认这些地区是达荷美和印度的领土，并且发表了正式文件和声明，宣布永久放弃葡萄牙对这些地区的主权。自此之后，葡萄牙与印度的关系一直良好，殖民地的旧事已经不再令彼此心存芥蒂。1974年12月31日，葡萄牙恢复了与印度的外交关系，1992年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访问了果阿，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苏亚雷斯也是四百八十二年以来踏上果阿土地的第一位葡萄牙国家元首。

如今果阿是印度最富裕的一个邦，人均GDP是印度平均水平的2.5倍。果阿的宜人气候和蓝水白沙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198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老果阿城教堂和修道院更是吸引了不少天主教朝圣者。果阿的130万人口中有30%来自印度别的地方，然而大多数果阿人都设法保留了葡萄牙人带给他们的独特身份。1967年果阿人曾投票反对与邻近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合并，结果到1987年5月31日，果阿成了印度的第25个邦。

如今在果阿邦，葡萄牙文和英文并列为法庭的官方语言，而且民事法庭至今仍在沿用1871年的葡萄牙民法。葡萄牙和巴西的音乐在果阿甚为流行，果阿电视台里播放的是巴西的连续剧，果阿的足球爱好者也密切关注葡萄牙在世界杯和欧洲杯比赛中的成绩。果阿的烹饪菜谱中有许多是葡萄牙名菜,大量使用葡萄牙人传来的橄榄油、腰果、非洲花生和巴西红椒。果阿人成立了许多促进印葡友好关系的协会，其中潘吉姆印葡协会的总干事兰格尔兹医生的发言可以代表大多数果阿人的心声:“我们在血缘上是印度人，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印度文化与葡萄牙文化的结品。这种文化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创造出来的，它不能--也不应 --消失。”

对于印度来说，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出兵果阿的行动有着比这起事件本身更为深远的意义。对于印度的公众媒体来说，1961年出兵果阿的行动带来了一种群众性的狂热和狂喜。印度占领果阿是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的，但是它令人感到不快并招致了许多非议，这主要是因为印度一一尤其是尼赫鲁--一贯主张绝对不应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现在印度人却坚持说，占领果阿毫不违背他们所提出的国际行为准则。这表明了印度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抽象地谈论使用武力或在别人使用武力时，是应该受谴责的，而印度自己使用武力时,在政治上和在道义上就被认为是正当的了。

出兵果阿的行动表明了印度政府决定政策的过程是如何地混乱和主观，也证明了尼赫鲁会任由自己被推动到一系列毫无转圜余地的行动中去。占领果阿的决定并不是由印度内阁作出的，而是军方和某些政客推动着尼赫鲁进行的，尽管这种使用武力的行动与他自己的政治信念背道而驰。一家刊物概括了印度人对于占领果阿的见解:“印度并没有进行侵略，因为自1947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果阿是我国的合法领土……把非法侵占我国领土的入侵者赶出去，这并不是侵略。”按照印度人的看法，这种方式显然也适用于同中国的边界争端。有些印度政客为果阿事件所沉醉，开始叫嚷把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赶走、把中国从阿克赛钦地区赶走。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就在1961年12月的一次竞选大会上说“如果中国不肯从它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印度将不得不重复它在果阿所采取的行动。印度一定把中国军队赶出去。”

如果说昔日英国人在印度搞的是“普通帝国主义”，葡萄牙人在印度搞的是略带拉丁荷尔蒙气味的“文艺帝国主义”，那么身为英帝和葡帝双重继承者的印度政府和军方从“维贾依行动”之后就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为“二B帝国主义”的路线，把一个本不该成为敌人的朋友逼成了敌人，把一个本不该成为对手的邻居给逼成了对手。如果说尼赫鲁最后同意批准出兵果阿的目的之一是要降低印度政界“要求立即对中国采取行动”的热度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却获得了相反的效果。印军在果阿战役中轻易取胜，自然滋长了对中国取得同样“辉煌胜利”的希望。印度民众普遍认为果阿战役的迅速结束反应了印度军队战斗精神很旺盛(而不是由于葡萄牙人没有抵抗)，这也就更容易使得印度人相信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印度军队状况良好的保证。

从军事方面看，印度为了夺取果阿、对付葡属印度不到五千人的那么点驻军，竟然动员了两个多师的兵力,1艘航母、2 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8艘护卫舰、4 艘扫雷舰、20架轰炸机和22 架战斗机。战役实际上暴露出印度陆军在装备上的许多缺陷。由于葡萄牙对占压倒优势的印军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所以这些缺陷也就没有及时暴露出来，同时也没有真正地考验印度军队及其指挥官的能力。有的印度部队缺少步枪和轻机枪，也有的缺少无线电台、电池或其他通讯工具。陆军还长期缺少皮靴，有一个营的半数士兵是穿着帆布球鞋参加了整个战役的。

就整个印度陆军而言，当时缺乏6 万支步枪、70门反坦克炮、200门迫击炮，炮弹的供应量低到危急的程度。需要5000台站地无线电台，数千英里的电线、36000个干电池。陆军缺少载重1吨和3吨卡车各1000辆，有两个坦克团因缺乏零件而不能作战。这些情况在印度陆军内部是广泛谈论的话题，但很少对政治家和公众透露出来。人们把果阿战役当作是赫赫武功加以颂扬，销路很广的《闪电》杂志还洋洋自得地将其与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相比，将之称为“我们自己的最光荣的时刻”。

连尼赫鲁自己也被出兵果阿行动给弄得飘飘然。1962年1月他到孟买为梅农竞选时说“梅农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我国国防部队第一次成为一支非常强大、和非常有效率的战斗力量。我是深知内情才讲这番话的，看谁能驳倒我……我们的国防部队第一次有了新的精神和现代化的武器”。尼赫鲁此后常常用这样的腔调讲话，对议会和公众保证说，印度陆军和其他军种比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而且已经准备好随时迎击“对印度的领土完整和尊严的挑战”，“即便应付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联合进攻也是绰绰有余”。

由于印度陆军不肯向外界透露详情，因此外人对于陆军的缺陷有多大是没有概念的。许多批评尼赫鲁国防政策的人自豪地相信，印度陆军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只要放手让他们干，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中国教训一顿。就这样，果阿的这一场小表演，使得印度的被煽动起来的民族热情得到满足，却时刻没有偏离那个念念不忘的中心问题--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尼赫鲁说过，对于印度来说，这(中印边界问题)比一百个果阿更为重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印度陆军总司令部在1961年12月发出了在从喀喇昆仑山口到缅甸边境的漫长中印边界线上“前进巡逻”、建立哨所的命令，印度政府也坚决拒绝谈判边界问题。

西方国家早就把“民主印度”和“红色中国”视为代表着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亚洲政治集团的决赛对手，现在决赛即将开始了。在国外舆论的竞赛场上，印度也仿佛是主场比赛的队员一样，取得了一切便利条件。看台上挤满了支持印度的人群，印度穿着写有“民主”二字的球衣，看上去球技熟练，斗志顽强。当西方世界的报纸和政府看到印度似乎是“勇敢地顶住了中国扩张主义的进攻”时，他们就大声喝彩，希望再接再厉。虽然入侵果阿损害了印度的声誉，从而引起一些人对印度的态度和行动产生疑问，但并不影响他们在中印争端上谁是谁非的看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斯帕克曼就在1962年说过，“我们知道印度在东北边境对共产党中国施加很大压力。我们早就希望它这样干，现在它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做。”

就这样，在印度国内和国外的鼓噪起哄之下，尼赫鲁、梅农和印度军方其他将领终于在1962年10月下旬,在靠近不丹边境的克节朗河和兼则马尼山口跨过了冒进与冒险之间的最后一道界限。不料这次印军碰上的不是孱弱的葡萄牙人，而是专替“世界第三”们清热败火的解放军。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就是中国的广大军事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的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