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 2025 年 11 月抛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表态，使中日之间原本紧绷的政治环境有了实质性跃迁，中国随后采取一系列强硬回击，让外界迅速出现一种判断：中国是否已准备对日本动武？

一、中方罕见的“动作多、力度大”回击

在高市表态之后，中方连续采取的动作确实罕见密度高：

1、外交与法律路线：正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把高市言论定性为对中国主权的公然挑衅，并援引“敌国条款”强调若日方武力介入，中国有权“自卫反击”。

2、经济层面：暂停放宽海产进口、冻结对日农产品谈判、旅游与文化交流急速降温。

3、海空力量：海警编队加大钓鱼岛海域活动，无人机与军机频繁靠近与那国岛、宫古岛方向，呈现“灰区军事施压”状态，并宣称军事打击可以覆盖日本全境。

这些信号的确强烈，令观察者普遍感受到中方正在“为战争做准备”。

二、中方“动武意愿”并未走到临界点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准备发动战争，必须从其法理基础、战略成本与动员迹象三方面去看。

1、法理上，中方强调的仍是“自卫权”而非“主动攻击权”。如援引“敌国条款”，强调的是“若日本军事介入台海——中国保留反击权”。这不是宣示“我要打日本”，而是宣示“若你越线，我会反击”。其性质更接近于边界设定（red-line setting），而不是战争动员。

2、战略上，中国没有理由在此时主动挑起对日战端。对日本动武意味着触发美日安保体系，直接与美国军力对撞；扩大战争战区，使台海问题与中美战略竞争全面捆绑；面临全球舆论、供应链与金融反制的巨大成本。真要开战，这些代价过高，而“开战带来的收益”却不足以抵消。因此中国并没有充分的理由，需要此时主动开启战端。

3、现阶段没有出现“战役级别动员”迹象。无论是跨海集结、远海联合演习调度、战役后勤体系的转向、弹药储备与油料动员等，都没有达到“对日本发动常规攻势”的规模。因此，从所有客观指标看：中方的威慑确实上升，但并未到“准备立即动武”的阶段。

三、中方进行的是“对日战争准备”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任何重大冲突外圈议题上，几乎都采取过类似升级路径：先战略表态，再法律定位，再舆论宣示，再灰区施压。它的目标不是立刻动武，而是争取战略主动、塑造威慑环境、迫使对手收敛。因此，若把前述动作直接等同于“准备对日开战”，则属于逻辑跳跃。

中国当前的行动是典型的“战备化威慑”，它不是要主动挑起中日战争，而是要做好“对日作战准备”，其战略逻辑在于：

1、高市属于官方表态：高市是“现任首相”，她把台湾问题纳入日本“可以军事介入”的框架。从中国视角看，她的言论是具有国家政策方向的性质。这意味着：一旦中国未来采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日本军事干预的概率比过去任何时期都高。

2、日本卷入台海的法律后果：中国未放弃非和平手段处理台湾问题，日本如介入即被定义为“侵略”，这是决定中方为何采取法律战、舆论战与灰区军事威慑的核心逻辑。当台海战事可能扩大为中日军事冲突，中方是否需要准备战争触及日本本土？这就是“战争准备”的真正含义：并非主动选择开战，而是为“可能被迫卷入的战区扩张”作预案。

3、“以战止战”的战略逻辑：中方向联合国致函、援引敌国条款、公开设定红线，其目的不是挑衅，而是：向日本发出法律警告：越线将被视为侵略；向美国展示底线，降低美日联动军事升级的空间；向国内外表明：若战争扩大，中国已准备好承受其后果。换言之，只有宣示、准备、展示，让日本理解可能承担的代价，中国才能真正避免日本未来武力介入台海，从而达到“以战止战”**的效果。

“对日作战准备”与“准备对日作战”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二者之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字面，更在于战略逻辑的不同。“对日作战准备”并不是要打日本，而是要让日本明白：一旦战争启动，它将被卷入全面战争，遭受全方位打击。而正因为如此，日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