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跳崖时怕不怕？”“怕！但想到身后的群众和战友，就不怕了！”这是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葛振林对孩子们的肺腑之言。

这位用生命掩护大部队的英雄，却在晚年遭遇了憋屈事。

1985 年冬夜，望着窗外雪花，他正怀疑自己是否还被时代需要，电话突然响起。

省委组织部那句“待遇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会带来转机还是更深的失望？

一

葛振林1919 年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郎家庄乡冯家庄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6 年起曲阳县连续三年遭遇蝗灾，庄稼颗粒无收，再加上晋军、西北军在周边地区反复混战，大量农田被战火毁坏，地方上的土匪武装也趁机四处抢掠。

葛家只有1.5 亩山地，土壤贫瘠，年收成不足 300 斤，父亲葛拴柱靠给地主家赶车、种地维生，全家常年靠吃树叶、挖观音土充饥，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点掺了糠的玉米面。

葛振林4 岁就跟着姐姐到山上去采酸枣、捋槐花，7 岁学做草鞋、编草席到集市上换粮食，11 岁开始跟着父亲下地干活，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回家，往返山路三十多里从不停歇。

长期的体力劳动让他练就了强健的体格，15 岁时就能背着重达 70 斤的粮食袋在山路上疾行。

村里有位老秀才见他机灵，想教他识字，葛拴柱红着眼眶推辞：“先生，实在没钱交学费，能让他活着就不错了。”

1937 年 10 月 5 日日军占领曲阳县城，随后在周边村镇开展 “扫荡”。

10 月 8 日葛振林在山上砍柴时，亲眼看到日军在相邻的上阁尔村抢走村民的耕牛 12 头，烧毁房屋 30 多间，枪杀了反抗的村民 4 人，其中包括经常给他们家送野菜的张大爷。

当晚葛振林对父亲说：“爹，我要去参军打鬼子，不能让他们再祸害乡亲们。”

葛拴柱摸了摸他的头：“鬼子的武器比咱们强太多，你这一去怕是回不来了。”

葛振林攥紧拳头：“在家等着也是饿死、被鬼子杀死，不如去当兵，说不定能保更多人活着。”

此后两年葛振林先后加入过曲阳县民众抗日自卫军、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残部，均因队伍缺乏统一指挥、补给困难而溃散。

1940 年 4 月 12 日经同村参军的老乡引荐，他正式加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三团第五连。

该连1939 年参与大小战斗 41 次，歼灭日伪军 310 余人，被军分区评为 “攻坚模范连”。

葛振林被分配到三班，班长是1935 年入伍的赵崇德，曾在平型关战役中荣立二等功。

赵崇德第一次见他就问：“葛振林，八路军打仗不怕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能做到吗？”

葛振林挺直腰杆回答：“班长，我是为打鬼子来的，命都能豁出去，规矩肯定守得住。”

赵崇德随即给了他一支汉阳造步枪和20 发子弹。

接下来的三个月，葛振林每天天不亮就练瞄准，中午顶着烈日练投弹，晚上跟着班长学习挖战壕、搞伪装，光手榴弹就投了400 多枚，能准确命中 35 米外的目标，步枪瞄准命中率也达到了八成以上。

二

1940 年 5 月至 11 月葛振林随三班参加对日伪军作战 15 次，包括 6 月 20 日的阜平龙泉关伏击战、8 月 15 日的涞水娄村突袭战，累计击毙日伪军 18 人，缴获步枪 5 支。

当时晋察冀根据地被日军的“囚笼政策” 分割为 22 块，1940 年上半年，日军发动 “治安强化运动” 4 次，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次 “扫荡”，部队经常需要在夜间行军转移，单日最高行军里程达 100 里，饿了就啃干硬的窝头，渴了就喝路边的河水。

1940 年 9 月 20 日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葛振林所在的三团奉命攻打涞源县银坊镇据点。

该据点驻有日军40 人、伪军 60 人，配备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4 挺，据点外围挖有两米深的壕沟，上面架着铁丝网。

战前动员时团长黄永胜说：“银坊镇据点是鬼子封锁咱们根据地的重要关卡，必须拔掉，让鬼子知道咱们不好惹！”

9 月 21 日凌晨 1 时，战斗打响。

葛振林所在的三班担任正面突击任务，他借着夜色掩护，爬到壕沟边，连续投掷3 枚手榴弹，炸开铁丝网的一个缺口。

上午7 时战友李栓柱被日军机枪子弹击中手臂，血流不止，葛振林立刻冲过去，背起李栓柱就往后方跑，穿过敌人的火力封锁区只用了 2 分钟，自己的胳膊也被弹片划开一道口子。

赵崇德拍着他的肩膀说：“振林，好样的！这才是八路军的硬骨头！”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傍晚，三团共歼灭日伪军73 人，摧毁据点工事 5 处，成功打破了日军的封锁。

战后统计葛振林个人击毙日军5 人，缴获手枪 1 支，受到团部通报表扬。

此后葛振林与赵崇德、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组成固定战斗小组，1940 年 12 月至 1941 年 1 月先后拔除日伪军岗楼 5 个，俘虏伪军 32 人。

1941 年 3 月至 8 月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 “春季大扫荡”“夏季清剿”，葛振林所在的五连作战 43 次，平均每 5 天就打一仗，最多时一天转移 5 个村庄，不少战友因为疲劳、饥饿和战斗伤亡倒下。

期间葛振林的射击技术越来越精湛，在7 月 10 日的狼牙山牛岗战斗中，他用 38 发子弹击毙日军 9 人，被团里评为 “神射手”。

连长对他说：“葛振林，你这枪法太准了，下次新兵训练就由你当教员。”

葛振林在日记里写道：“每天都有战友离开，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只能多杀鬼子，对得起他们的牺牲。”

据连队档案记载，1941 年上半年，三班原有 14 人，到 8 月底只剩下 5 人。

三

1941 年 9 月 10 日日伪军集结 9000 余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对以易县狼牙山为中心的第一军分区发动 “铁壁合围”，企图消灭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

葛振林所在的三团奉命掩护军区机关及4000 余名群众转移。

9 月 25 日清晨团部命令三班留下牵制敌人，葛振林与赵崇德等五人主动站出来请战。

团政委王道邦对他们说：“你们要把敌人引向狼牙山棋盘陀主峰，至少拖住 10 个小时，保证大部队和群众安全转移。这个任务极其危险，你们要有牺牲的准备。”

五人齐声喊道：“请政委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棋盘陀主峰海拔1105 米，四周都是数十米高的悬崖，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向山顶，是阻击敌人的天然屏障。

五人把团部留下的3 箱手榴弹和 120 发子弹分藏在沿途的岩石后，在山道上设置了 7 处伏击点。

上午7 时许250 余名日伪军开始进攻，葛振林在第一个伏击点投出捆扎在一起的手榴弹，当场炸死日军 7 人、伪军 13 人。

上午10 时敌人发起第二次冲锋，胡德林跑过来报告：“班长，手榴弹只剩 21 枚，每人的步枪子弹不到 7 发了。”

赵崇德下令：“子弹省着用，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手榴弹专打敌人的密集队形。”

葛振林躲在岩石后面，瞄准一个日军小队长扣动扳机，一枪将其击毙，随后又用6 发子弹打死 3 名日军。

战斗中他的右腿被流弹擦伤，鲜血浸透了裤子，他简单用布条缠了一下，继续坚持战斗。

下午2 时五人退到棋盘陀主峰，已经打退了敌人 6 次冲锋，毙伤敌 70 余人，为大部队和群众转移争取了 11 个小时。

傍晚5 时弹药彻底用完了，敌人从三面围了上来。赵崇德看着身边的战友说：“大部队和群众应该已经安全了，咱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当俘虏，要么跳崖，你们选哪个？”

葛振林第一个开口：“班长，我宁死不当俘虏，跳崖！”

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也纷纷表示同意。

五人砸毁了手中的4 支步枪和 1 支手枪，烧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一个接一个跳下悬崖。

葛振林被山腰的树枝挂住，坠落了大约35 米，造成胸骨骨折、肩膀脱臼。

宋学义掉在岩石缝隙里，腰椎被摔断；赵崇德、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

葛振林醒来后，忍着剧痛大喊：“学义！学义！你在哪儿？”

过了一会儿山下传来宋学义虚弱的回应：“振林…… 我在这儿……”

两人互相鼓励着，一点点爬出困境，当晚被狼牙山的道士李圆忠和村民余药夫发现，第二天一早被送到了易县蓬头村后方医院。

四

葛振林和宋学义被送到医院后，医生检查发现，葛振林左侧第3、4 根肋骨骨折，右肩肌肉严重撕裂，属于一级重伤。

宋学义腰椎压缩性骨折，下肢失去知觉，需要长期治疗。

经过6 个月的精心救治，葛振林于 1942 年 3 月 15 日康复归队，被任命为三班班长。

在此之前1941 年 12 月 20 日的《晋察冀日报》已经以《狼牙山五壮士惊天壮举》为题报道了他们的事迹，文中写道：“五壮士以血肉之躯诠释忠诚，其英雄气概永垂不朽。”

归队后很多兄弟部队都邀请葛振林去讲述战斗经历。

1942 年 5 月 10 日在军分区英模表彰大会上，葛振林讲到赵崇德班长跳崖的场景时，泣不成声，半天说不出话。

会后他给还在休养的宋学义写信：“每次讲起班长他们，心里就像刀割一样疼，但组织让我讲，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英勇，我不能不讲。”

1942 年至 1945 年葛振林先后参加冀中反 “五一大扫荡”、完县战役等 34 次战斗，1943 年 10 月升任副排长，1945 年 5 月被评为军分区 “战斗英雄”，记一等功一次。

据部队档案记载，这三年里他累计击毙日伪军45 人，俘虏 38 人，缴获轻重武器 26 件。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葛振林正在参加张家口解放战役。

接到停战命令的那一刻，他拿出珍藏的班长赵崇德的旧照片，对着天空敬了三个军礼，哽咽着说：“班长，鬼子投降了，你们的仇报了，咱们胜利了。”

1946 年 8 月葛振林参加解放战争，先后参与大同战役、保北战役，1948 年 12 月参加平津战役，在攻打天津杨柳青据点时，带领全排战士攻克敌人碉堡 6 个，俘虏敌军 180 余人，记特等功一次。

即便后来又立了很多战功，每次部队整编，新战友们最想听的还是他在狼牙山跳崖的故事。

1949 年 3 月在平津战役庆功会上，师长对他说：“葛振林，你的事迹比任何动员讲话都管用，新兵训练你得多去讲讲，鼓舞大家的士气。”

葛振林回答：“只要能让战士们知道为啥打仗、为谁打仗，我讲多少遍都愿意。”

据统计1945 年至 1949 年，他累计作报告 60 余次，听众超过 4 万人。

五

1949 年 12 月葛振林调任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干事，1950 年 5 月升任保卫科科长，级别为正营级，月薪 52 万元（旧币），配备手枪 1 支、军用自行车 1 辆。当时全军营级干部占比仅 3%，葛振林只上过 4 个月的扫盲班，能担任这个职务，全靠他的赫赫战功和英雄事迹。

1950 年 9 月 10 日《人民日报》第 3 版发表《狼牙山五壮士精神永照后人》，详细讲述了五人的战斗经过，葛振林的名字传遍了全国。

1950 年 11 月他作为华北军区的代表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隆重表彰。

1951 年 5 月他当选河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1952 年 6 月担任省政协委员。

1952 年 5 月 20 日河北省政府在狼牙山棋盘陀修建五壮士纪念塔，塔高 18 米，正面刻着 “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 十个大字。

落成典礼上葛振林作为幸存者代表发言：“三位战友为了掩护大部队和群众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守住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

台下3000 多名群众自发鼓掌，掌声持续了 10 分钟。

此后狼牙山成为重要的革命教育基地，1952 年至 1956 年年均接待参观者 1.8 万余人次，葛振林每年都会带着花圈去纪念塔祭奠战友，给参观者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

1955 年 9 月 27 日全军实行军衔制，葛振林被授予少校军衔，获得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各一枚。

当时全军少校军衔的军官占总数的8%，对于只认识几百个汉字的葛振林来说，这是极高的荣誉，他把勋章小心翼翼地收在盒子里，时常拿出来擦拭。

工作之余葛振林经常去学校、工厂、农村作报告，1957 年一年就作了 42 场。

1957 年 7 月 5 日在保定市第二小学，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问：“葛叔叔，你跳崖的时候不害怕吗？”

葛振林蹲下来，笑着回答：“怕呀，怎么能不怕？但一想到身后有那么多群众和战友，就不怕了。你们现在好好读书，将来把国家建设得更强大，就没人敢欺负咱们了。”

据学校记录，这次报告后有50 多名学生写下了 “长大要保卫祖国” 的决心书。

六

1950 年代葛振林在省军区保卫科负责军纪检查工作，先后处理了 24 名违纪官兵，其中包括一名和他一起参军的老战友。

有人私下劝他：“都是老熟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他严肃地说：“八路军的纪律是铁规矩，我是英雄更得带头遵守，不然怎么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因为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他1953 年至 1959 年连续七年被评为 “优秀干部”。

1959 年 6 月在一次干部整训会上，有人突然提出质疑：“葛振林，你们当年跳崖是不是被鬼子逼得没办法了？会不会是临阵脱逃？”

葛振林立刻站起来，声音坚定地回应：“1941 年 9 月 25 日下午 5 点我们五人在棋盘陀主峰，虽然弹药没了，但队伍建制完整，是主动选择跳崖，绝不是临阵脱逃。当时的战斗记录、村民和道士的证言都能证明。”

随后军分区调取了1941 年的战斗日志、李圆忠和余药夫的证词，经过三个月的调查，最终认定质疑不实，明确肯定了葛振林的英雄行为。

这件事让葛振林意识到，必须把历史真相完整地记录下来，不让牺牲的战友受委屈。

此后他开始四处走访当年的战友、见证战斗的村民，先后找了35 个人，整理出 5 万多字的回忆材料。

1960 年他参与编写《狼牙山五壮士事迹史料集》，书中收录了他绘制的伏击路线图、武器清单等珍贵资料。

1962 年葛振林因为长期劳累，当年跳崖留下的旧伤复发，经检查腰椎损伤加重，被评定为 “二等甲级残疾”。

组织安排他到北戴河休养5 个月，期间有 15 个单位邀请他作报告，他都没有拒绝，每次都是准时到场。

1963 年至 1965 年他每年作报告不少于 35 场，而且从不接受任何报酬，有人给 “辛苦费”，他都婉言谢绝：“讲革命故事是我的责任，不能要钱。”

七

1966 年 10 月因为身体原因，葛振林被批准离职休养。

一开始因为“狼牙山五壮士” 的名声，他没受到太大影响，但 1967 年 7 月后造反派开始对他进行批斗。

7 月 20 日在省军区大院的批斗会上，造反派指着他喊：“葛振林，你就是个吃老本的，抗战胜利后没做过啥贡献，算什么英雄！”

葛振林低着头，一言不发。

会后他找到同样被批斗的宋学义，两人在昏暗的小屋里坐了很久。

半夜葛振林轻声问：“学义，咱们当年跳崖，值得吗？”

宋学义沉默了半天，“振林，咱们心里清楚，班长他们是为了谁牺牲的，老百姓也记得，这就够了。”

1968 年 4 月葛振林被下放到河北安平农村劳动，负责看管农田、挑水浇地，住在村头的旧仓库里。

当地村民大多知晓他的事迹，时常暗中相助：村民李奶奶常给他送热粥，村医免费为他治疗旧伤，批斗会上有人主动替他辩解：“葛同志是打鬼子的英雄，不能这么对待他。”

1971 年冬葛振林患上严重支气管炎，村民自发凑钱为他买药。

他在日记中写道：“老百姓记得我，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再难也能扛过去。”

1971 年 7 月 16 日宋学义在郑州病逝，葛振林得知消息后，一夜未眠写下 “狼牙山五士同生共死，革命情一生铭记” 的挽联。

因行动受限，他托人将挽联送到宋学义的葬礼上。

1972 至 1976 年葛振林在农村劳动期间，坚持给村民、学生讲述抗日故事，先后鼓励 15 名青年参军入伍。

1976 年 11 月他接到返原单位的通知，离开安平时百余村民自发送行，有人说：“葛同志，有空一定要回来看看。”

八

1978 年 11 月葛振林恢复名誉，被安排到河北省军区干休所休养。

1979 年 7 月 10 日宋学义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葛振林作为家属代表出席追悼会，他说：“学义，组织给你正名了，你可以安心了。”

1979 年 11 月葛振林被重新授予 “全国战斗英雄” 称号，1980 年 8 月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期间他先后参加全国英模座谈会、革命老区建设推进会等26 次会议，每次发言都着重强调革命传统传承的重要性。

1981 年 8 月葛振林正式离休，组织决定为他记特等功一次，并研究提高离休待遇。

据干休所档案记载，当时他的月工资为120 元，享受正营级待遇，包括 80 平方米住房、每月 50 元医药费报销额度。

1982 年 4 月 12 日河北省军区组织部长找他谈话：“葛老，您的情况特殊，是狼牙山五壮士唯一幸存者，按政策是正营级待遇，但考虑到您的贡献，有同志建议按副团级甚至正团级执行，这需要省里或中央批准。”

葛振林问：“需要多久？”

部长回答：“快则半年，慢则不好说，期间先按正营级待遇执行，批复后补发差额。”

葛振林点头同意。

但半年后待遇问题仍无进展，他去询问，得到“还在研究” 的答复。

1983 年至 1984 年他先后 5 次询问，均未得到明确结果。

期间他发现同期离休的副营级干部张某，因“有特殊贡献” 享受副团级待遇，月工资 156 元，比他高 36 元。

1984 年 10 月干休所同志劝他：“葛老，您找领导反映反映，您的贡献比谁都大。”

葛振林说：“组织有规定，我不能搞特殊。”

但私下里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是在乎钱，是怕牺牲的战友被人看不起。”

1985 年初一些风言风语传到他耳中：“葛振林摆英雄架子，逼着组织提高待遇”“他的事迹有水分，不该特殊对待”。

这些话让他十分委屈，他对干休所所长说：“我从没主动要过待遇，都是组织提的，怎么就成了摆架子？”

1985 年的一个冬夜，葛振林独自坐在家中，望着窗外的雪花，心中涌起了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三年了那个承诺的"批复" 依然遥遥无期。

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

还是说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像他这样的老英雄已经不再重要了？

就在这时，家里的电话响了。

"喂，是葛振林同志吗？"

"是我。"

"我是省委组织部的，有个情况需要跟您沟通一下。关于您离休待遇的事情，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重新评估？” 葛振林握着听筒的手微微发抖，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同志，这话是什么意思？之前说研究，现在又要重新评估，到底还要等多久？”

他的声音里藏着压抑了三年的委屈，却仍保持着军人的克制，没有半句抱怨。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温和的回应：“葛老，您别着急。这次重新评估不是要推翻之前的提议，而是中央有了新的精神，要求对革命功臣的待遇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核查，您的情况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之一。我们需要您提供一些补充材料，比如当年的战功证明、伤残鉴定和历年表彰文件，下周会有人上门对接。”

“材料？” 葛振林愣了愣，“我这儿只有部队给的勋章和几本日记，其他的都在单位档案里。”

“您放心，档案我们已经在调阅了，只是需要您本人确认一些细节。另外考虑到您的身体状况，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不用您跑路。”

对方的语气始终恭敬，“葛老，您是国家的功臣，组织绝不会辜负您的贡献，还请您再等等。”

挂了电话葛振林坐在椅子上久久没动。

窗外的雪花还在飘，落在窗台上积起薄薄一层，像极了他心头积压的寒意。

“重新评估” 四个字反复在他脑海里盘旋，是希望要来了，还是又一次漫长等待的开始？他不敢多想，只起身从柜子里翻出那个褪色的木盒，里面装着少校军衔肩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每一件都被擦拭得锃亮。

他摩挲着勋章上的纹路，想起班长赵崇德跳崖前的眼神，眼眶不知不觉湿了。

一周后两名穿着中山装的干部如约上门，其中一位是省委组织部的干事李伟，另一位是省军区政治部的老熟人王参谋。

两人进门先给葛振林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才在沙发上坐下。

“葛老，打扰您了。” 李伟递上介绍信，“我们今天来，一是核对您的事迹材料，二是了解您的实际生活困难。您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都记下来。”

葛振林给两人倒了杯热水，指着桌上的木盒说：“我的情况，档案里都写着。从 1940 年参军到 1981 年离休，打了多少仗、立了多少功都有据可查。要说困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这腰伤老犯，每月 50 块医药费不够用，其他的都能对付。”

王参谋叹了口气：“葛老，您这是太客气了。您的战功谁不知道？1941 年狼牙山跳崖，1948 年平津战役攻碉堡，光是特等功就立了两次，怎么能跟普通正营级干部一个待遇？之前张某的事我们都清楚，他那‘特殊贡献’跟您比，根本不值一提。”

李伟边记边问：“葛老，1959 年有人质疑您的事迹，后来军分区调查核实了，那份调查报告您还留着吗？”

葛振林起身从书柜里翻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一叠泛黄的纸：“都在这儿，还有当年《晋察冀日报》的报道、村民李圆忠的证词，我都收着呢。当年为了给牺牲的战友正名，我跑了三十多个村子，这些材料比我的命还重要。”

李伟接过材料仔细翻看，每一页都标注着日期，字迹虽有些潦草却一笔一画很认真。

看到葛振林绘制的狼牙山伏击阵地图时，他忍不住赞叹：“葛老，您这地图画得比专业测绘的还清楚，连每处伏击点的手榴弹数量都标了。”

“那是当然，” 葛振林眼神亮了些，“当时就怕时间长了记混，每次走访完就赶紧画下来、写下来。班长他们牺牲得壮烈，不能让后人把事儿忘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李伟和王参谋又先后三次上门，有时带着档案员核对战斗记录，有时请来当年的老战友作证。

葛振林的老排长张富贵拄着拐杖赶来，握着李伟的手说：“振林这小子，当年在银坊镇战斗里，背着伤员穿过封锁线，自己胳膊流着血都不吭声。这样的英雄，待遇上怎么能委屈了？”

消息渐渐传开，干休所里的老同志们也议论起来。

有人说：“葛老这是该得的，要是连他都得不到公正待遇，咱们这些老兵心里也不踏实。” 也有人担心：“会不会又是走过场？毕竟拖了三年了。”

葛振林听到这些议论只是摇摇头，依旧每天早上绕着院子散步，晚上翻看战友的照片，只是饭桌上的饭量比以前多了些。

1986 年 3 月李伟再次上门，这次他带来了一个红色的文件袋。

进门后他郑重地将文件袋递给葛振林：“葛老，您的待遇问题解决了！经省委和军区联合上报，中央批准，您的离休待遇从正营级调整为副师级，从今年 1 月起执行，之前的差额会一次性补发。”

葛振林的手有些颤抖，打开文件袋，里面是盖着鲜红公章的批复文件。

文件上清晰地写着：“葛振林同志为革命作出特殊贡献，其离休待遇按副师级标准执行，月工资调整为 240 元，住房面积增至 120 平方米，医药费实报实销。”

“副师级？” 葛振林反复看着文件上的字眼眶突然红了，他站起身走到窗边，对着狼牙山的方向敬了个军礼，“班长，学义，组织没有忘了咱们，牺牲的战友们，你们看到了吗？”

李伟看着这一幕，眼眶也湿了：“葛老，这是您应得的。中央领导说了，革命功臣的待遇必须落实到位，这不仅是对您个人的认可，更是对所有牺牲烈士的告慰。”

几天后干休所的工作人员来帮葛振林搬家，换到了一套宽敞明亮的三居室。

邻居们都来道贺，有人打趣说：“葛老，这下您能安心养身体了。”

葛振林笑着点头，却把补发的工资分成了三份：一份存起来准备给狼牙山纪念塔添点新的展品，一份寄给了宋学义的家人，还有一份买了米面油，送给了当年在安平农村帮过他的李奶奶的后人。

有人问他：“葛老，您好不容易补发的工资，怎么都给别人了？”

葛振林摆摆手：“我一个人花不了多少，这些钱用在该用的地方，比揣在我兜里踏实。当年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我早就不在了；要是没有牺牲的战友，哪有今天的好日子？”

待遇落实后葛振林并没有闲着。他依旧去学校、工厂作报告，只是讲得更多的是战友们的故事。

1986 年 5 月他受邀去北京参加革命传统教育座谈会，会上他发言说：“我这待遇不是我个人的，是所有狼牙山五壮士的，是千千万万牺牲烈士的。咱们不能忘了，今天的太平日子是用鲜血换来的。”

1987 年秋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进行修缮，葛振林主动提出要去现场看看。

工作人员担心他的身体，劝他在山下等着，他却坚持要爬上去。

爬到半山腰，腰伤犯了，他就扶着岩石歇一会儿，硬是一步步走到了塔顶。

看着塔前摆放的花圈，他抚摸着“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 的字样，轻声说：“班长，塔修好了，来的人越来越多，你们的故事，有人听了。”

1991 年葛振林的身体越来越差，肺心病和腰伤经常发作，但他只要能下床，就会给来看他的年轻人讲战斗故事。

有一次一群中学生来拜访他，问他最骄傲的事是什么。

他没有说自己的战功，也没有说副师级待遇，而是指着墙上的五壮士合影说：“最骄傲的是，当年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没有让班长他们白牺牲。”

1998 年 3 月 21 日葛振林在石家庄病逝，享年 79 岁。

临终前他握着儿子的手说：“我走后，把我的骨灰分两份，一份埋在狼牙山，跟班长他们在一起；一份撒在安平的田地里，那里的乡亲们救过我。还有勋章要捐给纪念馆，让更多人看看。”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埋在了狼牙山棋盘陀主峰下，紧挨着赵崇德、胡德林、胡福才的牺牲地。

另一部分撒在了安平农村的田埂上。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前，自发前来吊唁的人排起了长队，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友，有当年听过他报告的学生，还有素不相识的群众。

人们手里捧着白花，嘴里念叨着：“葛老，您一路走好，您的故事我们永远记着。”

2005 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葛振林被追授 “抗日民族英雄” 称号。

他的事迹被编入中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而当年那份关于待遇调整的批复文件，也被珍藏在河北省军区档案馆里，旁边附着一张葛振林的照片：老人穿着军装，胸前挂着勋章，笑容朴实而坚定，眼神里映着狼牙山的晨光。

时光流转，狼牙山的松树依然挺拔，纪念塔的字迹依旧清晰。

葛振林和他的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忠诚、勇敢、担当” 的精神，如同山间的清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那些关于英雄的争议早已烟消云散，唯有那句“不是在乎钱，是怕牺牲的战友被人看不起”，至今听来仍让人热泪盈眶。

这便是老英雄最纯粹的初心，也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脊梁。